父親的笑 ~~~聖嚴法師

　　民國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九四三年）冬天，我的母親不放心我在山上的生活，特地過江上山來看了我一次，相別僅僅數月，母親見我長高了好多，面色也白胖了一些，這才放了心，她在山頂上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下山了。
　　
　　大致上說，我能從鄉下人家的茅草屋裡，來到聞名於長江南北的狼山出家，她是滿意的；但是山上的生活，吃的方面，卻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在她以為，狼山還是以前那樣的「錢山」，「錢山」上的和尚，是不應該吃得這樣差的。自然，我的俗家的生活，並不比狼山更好，其實是更差。所以我的母親是笑著下山的，因為她是小腳，我送她下山，一直送到離開狼山很遠，我才回頭。

　　民國三十三年(西元一九四四年)夏天，我曾回江南的俗家一
次。那時我回去，父母親對我似乎頗感失望，因我仍然穿著上山去時的衣服，那是我母親在兩年以前給我用粗布做的，此時，雖然未破，但已顯得舊了。我出家了一年，狼山的師長並未給我做一件衣服，即使後來，直到我離開狼山，到了上海，趕經懺，進了佛學院，也未給我做過一件新衣服。
　　
　　一則，這時的狼山窮了；二則，狼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：小和尚未改裝，固然是穿俗家的衣服，小和尚落髮改裝時，也應由俗家做了全套的僧裝為小和尚的落髮而恭賀，並且還要俗家拿錢出來辦素筵供養師長，大宴親友，這一規矩是很有意義的，今日的泰緬等國，俗人出家，也都有著這樣的風尚。可惜以我那個貧窮的俗家而言，豈能如此的作法呢？我把這個規矩告訴了母親，她還為我難過了很久，她是怎麼也不會想到，送一個兒子做和尚，也像嫁女兒要陪上這樣大的本錢。

　　那次我回俗家，只住了三天，但我覺得俗家的事物和環境，樣樣都是值得留戀的。我在小時頑皮種下的幾株小樹苗，這時已比我的人還高了，有的已經開了花結了果，小時候二哥為我做的兩艘玩具木船，還靜悄悄地躺在屋角落裡；我讀過的書籍，還被母親包得整整齊齊地擺在衣櫥頂上；我的鉛筆、鉛筆刀、玻璃彈子以及貝殼小皮球等，都被母親收藏得好好的，似乎還在等著我回去。

　　從這些事物的保存，可以看出母親對於我懷念的深切。所以她要這樣對我說了：「你為什麼只請三天假呢？過去，當你倔強淘氣不聽話的時候，我真恨不得把你送掉，但在你上了狼山之後，身邊又像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似地感到不慣；想來想去，你總算是你們兄弟之中比較乖的一個。最難得的，是你自己知道讀書，也肯讀書，不像你的大哥，那時在江北，家裡有錢送他去
讀書，他卻寧可跟著野孩子們拾狗屎，說什麼也不肯上學，好像學堂裡的先生是老虎。唉！你呢？情形恰恰相反，我們做爹娘的竟又無力栽培你。」

　　說良心話，我的父母讓我去狼山出家，並不是由於佛法的理由，鄉下人根本就沒有聽過半句佛法，那能懂得什麼是出家的勝義呢？僅知道狼山是個錢山，狼山的和尚是財神，所以，送兒子去狼山出家，就等於送兒子去登天享福。雖然如此，母親也是在半肯半不肯的心情下，甚至可說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景下把我送出家門的。

　　當時我才是個十五歲的大孩子，在俗家住了三天，真想再住幾天，陪陪母親，尤其在那年的春天，我的二姊因為難產而新死不久，母親感到特別的傷痛，她每天都會泣不成聲地提到我的二姊。母親的確是要悲傷的，到了晚年來臨時，最小的兒子出了家，等於死了一半，最小的女兒，又不幸早亡！

　　但是，狼山的規矩，小和尚一年只准回俗家一次，每次三天假，因我的俗家住在江南，來回的水陸路程就去了兩天，所以，連頭帶尾准了我五天假。如果逾假不歸，雖不致發生什麼嚴重的問題，但那總是給了師長們一個不好的印象。出家人不該顧俗家，狼山也最忌諱子孫顧俗家，所以，小和尚如果沒有事，最好不要回俗家。

　　俗家是回不得的，然而，小和尚的服裝，仍得由俗家來負擔。民國三十五年（西元一九四六年）春天，我在上海的下院，已經正式趕經懺了，穿著俗服，披上水紅色的麻布七衣，雜在師父們之中，天天出堂做佛事，齋主人家知道我是小和尚，倒也很少計較，我的曾師祖──下院的當家，卻覺得看不順眼，所以念著要我改裝，但又捨不得為我花錢剪布。我是聽在耳裡，難過在心裡，出家已經兩年多了，還沒有穿上僧服，自己何嘗不急？

　　終於，我的父親冒著斷糧挨餓的勇氣，賣掉了幾擔麥子，請鄉下的土裁縫，做了幾件僧裝的棉衣，親自送到上海。父親還對我抱歉似地說：「你們的娘，眼力不行了，她也不會裁剪和尚衣，請了裁縫，嘴上雖說會做，做得卻不像樣，布料也很差。這些年來，鄉下一直在亂，粗重的活計，我已做不動了，你的哥哥嫂嫂，自顧生活不暇，所以也幫不上手腳。唉！這些衣服，
我雖送了上來，但還不知道你敢不敢穿了它們在上海見人。不管怎樣，你且穿著試試，看看合不合身？」

　　我是照著父親的意思做了。滿意，當然是說不上的，但是畢竟是父母的血汗、父母的心呀！父親見我歡天喜地，他也開心地笑了，這一笑，似乎就已值回了他全部心血的代價！

　　就這樣，我就算是改裝了，反正俗家沒有錢，所以，一切的儀式也都免了。我的狼山的師長們，不太重視律制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人間應有的溫情。也許是由於生活艱難與時局動亂的緣故罷！所以，我也並不埋怨什麼人，如要埋怨，應該是埋怨自己的福薄。

噩耗

　　我出家之後，直到如今，一共回了三次俗家。第一次，就是民國三十三年（西元一九四四年）的夏天。第二次，是在民國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年）的秋天。第三次，是在民國三十七年（西元一九四八年）的秋天，那時候，我已離開了小廟，已經進了上海靜安寺的佛學院。那也是我最後一次回俗家。那次，因為我的母親病危，特別派我的三哥到上海接我。那次，我是在氣急敗壞的情況下，向學院裡請准了假，跟著我的三哥連夜趕回鄉下去的。

　　我們乘的是火車，那是我第一次乘坐了京滬線上的火車，坐了三等車廂的夜班車，從北站乘到無錫，下了車等了三、四個小時，才天亮。我的三哥，在鄉下是蠻靈活的，到了上海，竟顯得土頭土腦，那副鄉巴佬的神情，卻又處處為我著想，把我當作公子哥兒，他自己好像是個跟包的聽差，在他以為，在上海念佛學院的「小老爺」，一定不能像小時候那樣地經得起折磨了。買了三等車廂的車票，他老覺得對我不起似地，上車之後，到處為我找座位，但是，車廂裡早已擠滿了，跑車幫的男男女女、綑綑包
包、籮籮筐筐，以及一些苦力和軍人，又到那兒去找座位呢？他從頭一節車廂擠到末一節車廂，也沒有找到一個空位。最後，還是一位好心的軍官，給我讓出了半個位子。至於我的三哥，他就坐在那位軍官的行李上面，那位軍官，真是一位好心的人。

　　從無錫換乘內港航行的「小火輪」，秋季的內港水路很淺，水底到處長著像孔雀尾似的水草，汽艇的葉槳，不時地跟水草糾纏，航行了一程，必須停下來清理一次。內港的兩岸都很高，港面不太寬，秋天的太陽又是有名的秋老虎！就這樣行行又停停地航了一整天，受了一天的罪，到天黑之後，才算航到了不能再向前航的地方下了船。

　　我和三哥抵達家門的時候，已是午夜時分了。俗家的四周，除了唧唧的蟲聲，靜得幾乎使我感到恐怖，但也沒有什麼不幸的跡象可以看到。三哥要我放開嗓子叫門，好讓父母高興一下，我就照著做了：「阿爸，開門哪，我和小阿哥回來啦！」

　　屋裡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一絲動靜。當我喊了三聲之後，父親才應聲出來。父親把昏黃的油燈撥亮，他顯得很疲乏、很蒼老，帶著憂慮而又欣慰的表情對我說：「你們的娘已盼望好幾天了，這幾天，天天都在念著你，她說今晚，你一定能夠到家的，所以一直沒有睡著，剛才我還沒有聽到叫門，倒是你們的娘把我推醒了。」

阿彌陀佛，感謝佛菩薩的保佑，母親尚能見到我哩！我聽完父親的話，心上的一塊石頭，總算放了下來。

　　當我迫不及待地走到母親的床前，我還沒有開口，倒是母親先喊了我的名字。她的神情，顯得很愉快，雖然一個像小山似的大肚皮襯托出那張焦黃而乾癟的臉龐，看來令人心酸。

　　「不要緊的，我的病，前天有人送來一張專治水腫的祕方，吃了些時日就會好的，今天我也覺得舒暢了一些，精神也好了一些，要是一直像三天以前那樣，恐怕今天我已見不到你了。」

　　我尚沒有想到應該用怎樣的話來慰問母親，倒被母親首先安慰了一番。我正想說一句什麼話的時候，母親又接著往下說了：「早曉得如此，你小阿哥的這一趟上海，也是多跑的，害得你急急忙忙地趕了回來。其實嘛，生病等於享福，我一生難得休息十天半月的，這一來，我倒可以安安靜靜地什麼事也不用去做了。唉！只是辛苦了你們的爹，裡裡外外，都由他去張羅，前幾天我病重的時候，一連幾天幾夜，他都沒有閤一閤眼，要是我再不好，只怕也要把他累倒了！」

　　聽到這裡，我真想放聲大哭，我還能說什麼呢？俗說：「養兒防老，積穀防饑。」當父母老病了的時候，我們做兒女的，竟然不曾發生絲毫的作用！父母時時為兒女著想，處處替兒女打算，做兒女的又為父母著想了多少，為父母打算了多少？母親到了這樣病重的時候，始終沒有為自己擔憂，倒是體惜她的兒女、體惜兒女的父親。

　　母親見我在暗暗地飲泣，於是，她的語調，放得更加平靜、更加慈祥了：「你難過什麼呢？你姆媽不是還在好好地和你說話嗎？你回來了，我比什麼都高興，你比幾年以前長高多了，今天夜深了，你們兄弟倆在路上也很辛苦了，到明天，再讓我仔細地看看你。不要哭，又不是十歲、八歲的小孩子，見了久別重逢的姆媽，還要訴苦嗎？」

　　經過母親這麼一說，我倒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，一個出家數年的人，感情還會如此的脆弱。可是，直到現在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仍不免要淚眼模糊地俯首啜泣！

　　的確，我的回家，對於母親的病，很有幫助。我天天陪伴著母親，許多的事，母親都希望我替她做。母親有著說不完的話要對我說，每次說了幾句又不往下說了，似乎，由於我的出家，已使母子之間隔了一道牆壁。但她告訴我一些有關我童年的往事，聽了那些非常可笑的事，我笑，她也笑。

　　我勸她念佛，她說她已念了很久了。她對我的一串玻璃念珠很喜歡，拿在手上不停地數，可惜那是我向監學守成法師借的，回上海時又向母親要了過來，沒有能送給她。她的睡眠增加了，飲食也增加了，有時也能勉強著坐起來了。她看看自己的大肚皮，往往會從嘴角上泛起一絲苦笑，因為她也知道，凡是害上了這樣的病，在一個鄉下的窮人來說，痊癒的機會根本是非常的稀少，什麼藥物、什麼祕方，頂多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。

　　同時，母親也很相信「藥能醫病，不能醫命」。所以她也坦然地對我說：「今年我已是六十歲的人了，你們兄弟姊妹也不用照應了，能趕在你們爹的前面先走一步，倒是我的福氣。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便曳然而止，不再往下說了。但我已經聽出她的弦外之音，那就是養兒育女不中用，老倆口子還得相依為命，如果晚走了一步，臥病之後，又有誰來悉心地照顧？

　　我是不用說了，我的三個哥哥，老大、老二，都已分開來住，老三雖跟父母住在一塊，也有妻子的生活負擔，一天不做一天不能生活。縱有孝子，豈有老伴那樣地體貼。父母看兒女是肉裡的肉，兒女看父母是皮外的皮，雖然是一樣的痛，痛的程度卻不同！我的母親，豈不是已經體驗到了這一層道理？

　　我不是善於流淚的人，當我想到這裡，竟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！我雖希望在家裡多住一些日子，我的身分、我的學業、我的假期，卻要把我從母親的身旁拉走。在家伴著母親住了半個月，母親的病況，沒有惡化，心情雖較開朗，但也沒有痊癒的跡象。

　　我是不能再住下去了。母親也天天問我為什麼還不走？她是不希望我走的，卻又硬要趕我走；為她自己著想，為我前途著想，她是矛盾的、痛苦的。

　　終於，我是走了。終於，我也得到了喪母的噩耗！
那是過了兩個多月，接到了我二哥從他做工的紗廠打來的電話，那是上海小沙度路的一家拉絨廠，他說他與大哥、三哥，在農曆九月上旬，已經把母親的後事料理定當，請齋公做了一天「道場」，母親的靈柩，暫時葬在我家附近的租田上，三年以後，再將遺骨送到張氏祖宗的祖墳中去。他說，因為遵照母親的遺命，沒有通知我回鄉奔喪，一則顧慮我的學業，再則顧慮路上太亂。但我深深地抱怨，家裡為什麼連信也沒有給我一封？

哀哀父母

　　母親對於我的照顧，一直到她死了之後，還在庇蔭著我，處處為我著想。至於我這個兒子呢？我竟想不出曾有過表示孝心的事。所謂「樹欲靜兮風不止，子欲養兮親不待」，母親沒有等待到我能夠有力奉養她的時候，她就去了！事實上，縱然她能一直等到現在，在現實的局勢下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去奉養她呢？可憐，我連母親的忌日是那一天，都不知道啊！

　　民國三十七年（西元一九四八年）的冬季，學院放了寒假，我決心要回俗家走一趟，但是，當我乘火車到了無錫，因為新四軍的勢力已經到了我的家鄉，內港沒有船了，公路的汽車也不通行了，要是步行回去，第一路途不熟，第二危險很大，在百多里的旅途之中，隨時都可能遇到變故。不得已，只好折返了上海。

　　過了民國三十八年（西元一九四九年）的農曆新年，我俗家的人，多半都到了上海，他們是我的三個哥哥、兩個姊夫、一個嫂子、一個堂姊、一個表姊。鄉下鬧得天翻地覆，所以老百姓都活不成了，大家都來上海餬口了，家裡僅留下父親一個人。我問他們，父親的情況怎樣，他們只說老年人總比較好些，大概不會有危險，其餘的，他們也不得而知。他們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險，步行到上海的，從家鄉到上海，晝伏夜行，忍飢耐餓，費時半個多月，也是夠他們苦的了。

　　然而，當我要報名從軍的前夕，去曹家渡的一個亭子間裡看他們，他們又準備著步行還鄉了。這時的共軍已經控制江南的大局，並且已到了崑山。他們聽說對於自動還鄉的人一律寬恕，否則，等到迫令還鄉，性命就難保了。唯有一向在上海擺豆漿攤的大哥，他是聽天由命，不動聲色。因此，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，我俗家的人，又僅剩下我大哥一個人在上海了。我將部分東西裝了一箱，留在他那裡，並且請他代我向父親告假，說我已經去了臺灣、還了俗、當了兵，能否再有相見的機會，誰也不能預料，
請他老人家保重，也請幾位哥哥好好地孝養父親。

　　一晃之間，我來臺灣，已是十八年了，父親如尚健在，也該是七十八歲的人了。但願他老人家在三個哥哥的孝養中，晚景很好，過得很平安。然而，誰又能夠如此的肯定呢？何況，我的父親在他五十多歲以後，就已患了胃病！

　　我的父母雙親，現在何處呢？究竟怎樣了呢？父親的健康？母親的靈？

　　《詩經》的〈蓼莪篇〉說的：「哀哀父母」，我豈不就是那樣的人嗎？在生之時不能奉侍孝養，母親命終又不能奔喪。縱然那天是我父母的壽辰，我也不得而知呀！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？作為一個出家人，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，我唯有每天在佛前為父母的健康和超昇而祈禱。

　　在廣大的人海之中，我的父母實在算不得什麼，既無赫赫之名，也無什麼建樹，乃至連對子女的教育費用也籌措不出。但是，人間的安立，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，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？我的父母，乃是標準的普通人，是安分守己的平凡人物，沒有強烈的欲望，對於生活卻從不失望。

　　我曾聽父親常常勉勵我們兄弟：「一群鴨子在河裡游，各有一條路，大鴨游出大路，小鴨游出小路，不游就沒有路。但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，不要嫉妒他人，也勿輕視自己。」

　　有一次，幾位鄰婦和我母親聊天，忽然有人拿我來做評論的對象，有一位鄰婦把我預言得不能再好，另一位卻不以為然，她們最後的結語是在好壞兩可之間：「好則住在樓上樓，不好則在樓下為人搬磚頭。」我的母親這時也說話了：「樓上樓當然好，搬磚頭也不錯，只要他不做賊骨頭，我就放心了。」當時聽得大家哈哈一笑。

　　現在想來，父母的話著實夠我受用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