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許多人從所處的社會學習快樂和痛苦的定義;社會秩序支配我們衡量滿足的准則。這是一套共同的價值標准。來自世界兩端的人，能夠基於完全相反的快樂文化指標，卻體驗完全相同的情感——愉悅、厭惡或恐懼等。雞爪是中國人的佳肴，法國人則喜愛把肥鴨肝塗抹在吐司上。如果資本主義從不曾存於世上，想象一下世界會變得如何。我們會很快樂地活在沒有購物中心、沒有豪華汽車、沒有星巴克、沒有競爭、沒有貧富差距、享有全民健康保障的社會。而腳踏車會比悍馬休旅車(Humvees)更有價值。然而，我們的欲求是學習而得的。十年前，在偏遠的喜馬拉雅王國不丹，卡式錄放機是富裕的象征。逐漸地，豐田Landcruiser越野車俱樂部取代了錄放機俱樂部，成為不丹繁榮與快樂的終極願景。

　　這種把群體標准視為個人標准的習慣，在幼年時就開始形成。小學一年級時，你看到其他同學都有某種鉛筆盒。你發展出一個“需求”，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鉛筆盒。你告訴了母親，而她是否為你買那個鉛筆盒，就決定了你的快樂水平。這個習慣持續到成年。隔壁鄰居有一台液晶電視或一輛嶄新的豪華休旅車，因此你也要擁有同樣的——而且要更大、更新的。渴望並競相擁有他人所有的事物，也存在於文化層面中。我們常常對其他文化的風俗和傳統，比自己的評價還高。最近，台灣有位教師決定蓄起長發，這在中國是個古老的習俗。他看起來高貴優雅，仿如一個古代的中國戰士，但是校長卻威脅他，如果他不遵從“規矩”——意即西式的短發，就要把他開除。現在他把頭發剪得短短的，看起來好像被電擊了一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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